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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芳:传神的翻译需要哪些条件?
作者:  发表时间:2014-8-22  浏览次数:2193 次

叶廷芳是国内德语文学研究和翻译的著名专家,尤以卡夫卡、布莱希特和迪伦马特研究见长。他曾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攻读德语文学。历任北京大学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外文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并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全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现名誉会长)、《外国文学评论》杂志编委;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被欧洲名牌大学――苏黎世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衔,此系德语国家最高学术荣誉。如今,78岁高龄的叶廷芳依然活跃文坛、译坛,且广泛涉及戏剧、建筑、艺术等领域,撰有大量的散文和随笔,他翻译的戏剧作品全被搬上京沪舞台!故中国作协和中国剧协均吸收其为会员。

在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之际,中国网就我国的翻译以及外宣事业专访了叶廷芳。叶廷芳以其多年的翻译经验为例,讲解了具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他希望国家加大对翻译事业的重视力度,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促使中国文化更快、更好地“走出去”。

中国网:叶老师,请您介绍一下主要的翻译方法,以及其代表人物。

叶廷芳:从清末明初开始,伴随着西学东进,中国涌现了一批批翻译作品。由此产生了很多翻译主张,最有名的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但这也不能成为一个准则。比如,如果原来的文章不雅,你用“雅”的汉语译出来?岂不和“信”冲突了?

翻译大致分为直译和意译两种。过去鲁迅主张“硬译”,也就是比直译更“直”的翻译。持这种主张的人现在恐怕不多。主张意译的倒更常见,包括严复他们。这一派后来一步步严谨起来,成果也日益显著。比如以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著称的朱生豪,再比如以翻译《堂吉珂德》著称的杨绛。无论直译还是意译,都有一个追求“形似”还是“神似”的问题。总的看来,主张意译的人更多的都以“神似”为重。达到“神似”,就是要求做到传神。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苦的事。还是以杨绛为例。她平均一天只能译500来字!这是我亲耳听她说的。这个产量很小啊!像我们这样的总的翻译水平不如她的人一天都能译2000字。杨绛为什么这么慢呢?下面的回答也是我亲耳听她说的:“我得先把整段话拆散,吃透整段话的精神,然后按照汉语的习惯把它们表达出来,这样就会避免出现一些欧化的句子。”因此,她翻译的唐吉坷德比原文少了7、8万字。所以,也有人不赞成这种译法。

鲁迅强调“硬译”,多半是争论中的一种气话。其实在翻译实践中他有时也采用意译,例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国内最流行的翻译版本就是出之于鲁迅之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用中国的绝句形式翻译了匈牙利原文的自由体诗。国内虽然也有自由体的翻译版本,但是大部分读者还是接受这种不按照原文形式的意译。再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是诗体,但是现在最权威的中文译本是朱生豪的散文体。这种译法更适合于舞台表演。如果用诗体的话,舞台呈现的难度就比较大了。

因此,两种译法各有千秋,都是可以接受的。在实践中,具体使用哪一种译法是可以再深入探讨的。

中国网:您通常使用哪种翻译方法呢?

叶廷芳:实际上,直译和意译分别追求的是形似和神似,我更加重视神似。比如,布莱希特(Betolt Brecht)的剧作《Dreigroschenoper》,一般翻译为《三分钱歌剧》、《三毛钱歌剧》或者《三角钱歌剧》,但我觉得都不太传神,这里的“3”跟具体的币值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从布莱希特的世界观来看,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宫廷戏剧,由于票价很高,穷人看不起。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很同情工人,也就是下层劳动者,他希望贫穷阶级也能看得起戏剧。因此,他提出口号:“把戏剧推入贫民窟。”布莱希特采用这个剧名的意思是:只要一点点钱就买得起票。Groschen是不再使用的旧硬币,是最小的货币单位。在中国对应的是铜钱,普通劳动者的口头里叫做“铜子儿”。因此,我翻译成了《三个铜子儿的歌剧》,这样就会比较传神。

再举一个例子。特奥多尔·施托姆(Theodor Storm)的中篇小说《Aquis submersus》(拉丁文),过去被翻译成《淹死的人》。其实,书中讲的是一个四岁的小孩,而且是一对青年男女真挚爱情的结晶。父母因爱情而遭受摧残,他也不幸掉进湖里淹死了!这样的死亡汉语属于“早夭”,一般用“殇”来表达。而“人”通常指的是成年人。因此,我把它翻译为《溺殇》。我认为这样比较传神。传神的翻译是需要仔细琢磨的。

中国网:您认为,优秀的译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

叶廷芳:一名成熟的译者,至少应该具备五个条件:

第一,母语和外语都要过硬。

外语好可以保证正确理解原文,这是翻译的前提。母语好才能使得译文更符合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有时还能取得“再创作”的价值。因此理想的翻译家应该同时是作家,像傅雷那样。

第二,悟性要好。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三个铜子儿的戏剧》和《溺殇》这两个例子。以前的翻译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悟性好一些的话,就会找到更加精妙的、传神的译法。在遇到多义词、双关语或隐喻句的时候,可以避免一筹莫展或闹出笑话。莎士比亚的《The merry wifes of Windsor》一剧,有人译作《温莎的快乐女子们》,有人译作《温莎的浪漫妇女们》,都不算错。但朱生豪却以《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笔,与内容十分贴切、到位,令人深为佩服。这就是悟性的神力。因此我认为,翻译的水平拼到底是拼悟性!

第三,知识要渊博。

翻译的内容虽然一般可由自己选择,但它所涉及的知识面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如果译者知识面狭窄,就容易时时碰到“钉子”,有时还会发生张冠李戴现象,甚至把一个众所周知的人名译成谁都不认识的人。例如我读到过一本书,其中把布莱希特这位举世皆知的德国伟大戏剧家译为“布洛赫特”!你查遍辞书也查不出布洛赫特是谁。这样的译文岂不是坑人吗!相反,你知识丰富就会触类旁通,常常化险为夷。

第四,要养成一定的研究习惯。

特别是现代文学,我们面对的文本不仅仅是语言文字问题,它涉及作者所在的时代思潮、作者的哲学背景,他的表现方法和手段的美学范畴。如果你不掌握这些内容,就可能产生种种问题。比如卡夫卡的小说《Der Prozess》,许多人一开始都译《审判》。从字面看没有错。但你若知道卡夫卡的哲学前提是存在主义,知道存在主义者比如萨特认为现实是“粘兹”的,令人“恶心”的,你就会想到《Der Prozess》的另一个释义即“诉讼”――人生是一场没完没了的官司!而这一核心思想通过书中那则《在法的门前》的故事――一位农民在“法的门前”等了一辈子也未能进得法的大门――画龙点睛地揭示出来了!

第五,善于接受和学习前人与他人的长处。

翻译总体水平的提高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翻译家成功经验的积累而达到的。有的句子或段落别人有过绝妙的表达,不妨在你的译文中加以采用,加个注说明一下就是了,不必煞费苦心标新立异不可。有的前人译过的某些地名、人名,现在看来虽不太确切,但已经约定俗成了,你不必试图推翻它,否则你会徒劳的。比如拥有一项“世界遗产”的德国历史文化古城Heidelberg,通译为“海德堡”。但曾在那里留学5年的已故冯至先生对这个译名很有意见,曾在一个同行的会上生了气,要大家译为“海岱山”。的确,这是更为准确的译法。然而海德堡的译名再也改不过来了!同样,冯至先生想把德国欧洲名城慕尼黑(München)译为“明兴”的努力也未获成功。说明约定俗成的习惯势力高过权威的声音,谁拗不过的!

中国网:您翻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叶廷芳:1977年之前,我都是看别人的翻译,逐字逐句地对照学习。大约在1977或1978年,我和班上德语学得最好的同学张荣昌合译了一部德国历史小说,孚特希万格(Lion Feuchtwanger )的《假尼禄》(Der falsche Nero)。我的汉语可能好一些,我们两个取长补短,共同完成了这部描写古罗马暴君尼禄手下“四人帮”覆灭过程的作品,作为我们进入翻译生涯的试笔,也作为我俩大学年代友谊的纪念。

中国网:您做过的最难的翻译是什么?

叶廷芳:最难的翻译应该是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Ein Hungerkünstler)。之前被译为《绝食艺术家》,我觉得“绝食”两个字带有抗议的意思,不是特别贴切。而且,主人公实际上只是一个饥饿为表演手段的无奈艺人,算不上艺术家,但他自己却认为艺术家,而且可以把他的表演艺术提高到“最高境界”。卡夫卡用Künstler显然是有用意的。为此,我请教了很多权威人士,最后决定还是直译为《饥饿艺术家》。“饥饿”是他的真实状态,“艺术家”是他自诩的,其中有一点讽刺的味道。这实际上是卡夫卡的自况:他一心要把他的写作艺术提升到“最高境界”,却让他的身体病入膏肓!写出了灵与肉的矛盾。他自己很珍惜这篇小说。

中国网:您现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叶廷芳:我每天9:00到14:00工作,然后吃午饭、睡午觉,17:00到22:00工作,然后吃晚饭,之后在马路上快走大约三刻种,回来后,从12:00工作到凌晨2:00或者3:00。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别人可不要这样做。

现在,我翻译的东西不太多,主要写一些随笔和散文,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不局限于德语文学。比如,我最近就出版了一本50余万字的建筑美学方面的书《建筑门外谈》。在德语文学方面,近年来先后出版了《扬子-莱茵:搭一座文化桥》、《不圆的珍珠》、《卡夫卡及其他》、《美学操练》等。平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去年6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个整版的讲演稿《歌德的世界眼光》,12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整版的长文《保护废墟,欣赏废墟之美》。这篇文章被今年北京市高考的语文试卷用来出题。

中国网: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要投身翻译事业。您觉得现在的年轻译者有什么问题吗?

叶廷芳:现在的中青年翻译中,有一些优秀的,但也有一些是混饭吃的。他们比较胆大,没有经过太多训练,就上马了。我认识一个研究生,翻译了几万字,让我帮她修改。我还没有改完,她已经把出版的书送到我手里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像我们那个时代,过于急功近利了。我于1961大学毕业,直到1978年,一直都是看别人怎么翻译,自己没敢正式翻译过东西。正式翻译开始时,刚才说过,还与别人合作了两年!从事外语工作的同行都有这个共识:掌握一门外语,没有十年八年的苦练是不行的!

中国网:目前中国文学在外国,特别是欧洲的接受度怎样?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推广有多大的推动作用?

叶廷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具有一定的争议性,特别是在中国国内。很多人看来,莫言的作品是非常怪诞的,非主流的。其实,我觉得应该从表现美学的角度来看待莫言的作品。现在的写作手法比较多元,19世纪之后,表现主义美学兴起,但主要是在欧洲,中国则直到20世纪末即改革开放兴起时才逐步接触到这一美学现象,接触到怪诞这种写法。莫言比较敏感,也比较大胆,他较早将怪诞带入美学的范畴,使其成为一种正式的表现手法。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引起欧洲对于中国文学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中国网:最近,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了,对此您怎么评价?

叶廷芳: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宣扬“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一般说来,是把本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作品翻译成外文,然后推出去。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外国人掌握汉语相当难。另外翻译本身是一门学问,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来探讨翻译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此外也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来规范和统一某些名词、术语以及上面谈及的人名、地名的翻译问题。新成立的翻译研究院重点是外宣,主要任务是中翻外。这就对译员的外语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使译文经得起考验,以取得更好的推广作用,最好能聘请一些水平较高的外国人对译文进行把关。

长久以来,都是一些高校和社科院在单独搞翻译,国家对翻译界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据我所知,现在就只有中国翻译协会,属于外文局管理。因此,我很高兴看到翻译研究院的成立,希望可以培养更多的翻译人才,将中国的文化更多、更有效地推向世界。

人物介绍:

叶廷芳,1936年生于浙江衢县,学者、作家。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留任助教后于1964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德语文学研究至今。研究员、博导。先后任本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北欧文学室主任。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现名誉会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美的流动》、《美学操练》等十余部。编著《论卡夫卡》等40余部。

译著 

[1]《迪伦马特喜剧选》

[2]《假尼禄》,长篇小说,合译

[3]《溺殇》

[4]《老妇还乡》,戏剧集

[5]《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

[6]《卡夫卡文学书简》

[7]《卡夫卡信日记选》

[8]《卡夫卡随笔集》,均与黎奇合译

[9]《卡夫卡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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